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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六朝青瓷器皿中，鸟的形象成为最多见的一种题材。它们与器物紧密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从古代传统文化渊源来看，这些鸟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文化意蕴。如那些造型各异的鸟杯、鸟柱盏、塑鸟熏炉、博山炉、鸟形盖罐及周身塑飞鸟的堆塑罐等，都频频出现在魏晋六朝随葬器皿中。这些塑鸟的青瓷器物中，以造型各异的博山炉最为精美。在以莲瓣造型象征蓬莱仙境的炉顶部，均塑有这种灵性十足的青鸟。在青瓷发源地的古越文化中，鸟的形象在各类器物中比比皆是。古人常把越和鸟联系在一起。关于鸟的含义，郭璞《<山海经>图赞·青鸟》云:“山名三危，青鸟所憩，来往昆仑，王母所隶。”以青鸟作为王母的使者，在神仙世界和世俗之间，成为连接的纽带。陆机也在《泰山吟》中有“神房集百灵”之说。鸟在魏晋六朝青瓷器皿中大量出现，正是反映了人们对鸟图腾的宗教膜拜情结。
北魏六朝时期，随着西域佛教的传入，封建王朝的宫庙建筑、佛教建筑盛行不衰，加之长期战祸、人生无常的影响，老庄学说中的清静无为、摆脱尘世的羁绊，寄寓于“授我神药，自生羽翼”（嵇康《代秋胡歌诗七首》），对“羽翼”的渴望也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精神与追求的具象体现。反映在这一时期的青瓷装饰艺术中，那些以动物造型的器皿上，如动物堆塑罐、蛙形水注、狮形烛台、动物酒具等，这类美观灵动的器皿，在器腹上常见戳印和刻划组合而成人的羽翼。以晋代常见的狮形烛台为例。狮子造型应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的传入而流行的产物。这些青瓷狮形烛台无一例外均刻有这种“羽翼”，显然是迎合当时人们向往求仙得道、羽化飞升的心理需求而出现的一种纹样。似乎一旦有了羽翼，就赋予了升天的能力，形成物与人、人与神的一种互动的作用。
在六朝青瓷动物器皿中，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断代标准器”值得关注。即青瓷羊形器和鸡首壶。这两类器皿在魏晋六朝墓葬遗存中常有出土。如在四世纪的百济 现朝鲜半岛 古墓中亦出土了青瓷卧羊。图2所示，为一西晋青瓷褐彩羊形器。器长22厘米，高17厘米。造型为一立式犄角公羊。羊体颀长、圆润，有三道双圈弧线纹，羊两颊饱满，长须下垂，神态安详，抿口敛神，两耳竖起贴于脑侧，两眼炯炯有神，双犄卷曲，羊体上身有一圆形孔口，内空，羊体全器施青黄釉，犄角、眼、尾等处均施褐彩。全器造型比例准确，线条优美，尤其头部刻画极为细腻生动，一副温驯可人的神态，富有吉祥瑞气。观此青瓷羊形器整体造型，当为西晋实用器皿。这一作品，亦反映了远古先民极为精湛的制瓷工艺水平。
羊乃瑞祥之物，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在古人的心目中，它既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肉食来源之一，同时又被赋予了很多美好的秉性和象征意义。因为羊温顺可亲，是一种善良有义的动物，所以“善”、“义”才会都从“羊”字。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已有“吉羊 祥）”的记载。《易卦》有“三羊开泰”之语，用以表达岁初人们美好的祝愿。人类的远古祖先一直把羊以其美好、祥瑞之寓意而作为塑造的对象，以赞美羊的善良知礼、内柔外刚之秉性。西汉人韩婴在其《韩诗外传》中载:“鲁哀公使穿井，得一玉羊，孔子曰:‘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孔子之意是掘土穿井为求水，结果得一玉羊，乃水土之精气化合而成瑞器也。这恐怕是古文献对羊形器皿的最早解释。至于说到羊的形象在古代艺术品中的反映，无论是殷商时期的“四羊铜尊”、东汉时期的“百戏吉羊”画像石，还是晋代、南北朝时期青瓷羊形器等，都是我们华夏先民对羊这一灵物所融入的情感，亦寄寓了古人对羊的善美、祥瑞、谦德及“义举”等秉性的崇尚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