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唯一让人信服的，就是对古本《竹书纪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具体时间的定位。通过天文技术推算，这一年为公元前899年。
懿王是共王之子，西周第七代天子，其后依次为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因“共和元年”的确定，厉王、宣王、幽王的在位时间和年限比较容易定位，但懿王、孝王、夷王的在位时间和年限成了断代工程的一大难题。
今本《竹书纪年》称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另有《皇极经世》《通考》称孝王十五年，《帝王世纪》称夷王十六年，《通鉴外纪》称夷王十五年。史料对懿、孝、夷三王在位年限的凌乱记载，让人头晕。
从懿王元年（前899年）至厉王元年（878年），在这短短的二十一年间，合理安排三个周王，的确非常难。断代工程称懿王在位八年（前899年—前892年），孝王在位六年（前891年—前886年），夷王在位八年（前885年—前878年），这是经不起推敲的。懿、孝、夷三王断代，必须靠青铜器铭文。
周朝是远离今天的时代，却是华夏先民已步入灿烂文明的时代。人类历经几十万年、自原始荒蛮到初显文明曙光、到社会秩序与礼法的确立，乃人类发展的伟大进步。早期文明进程就思维方式而言，经历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迈进，可分为蒙昧、混沌、理性三阶段，理性思维在于能够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抽象思维，反映在哲学与美学层面，体现在对天人关系认识之飞跃，体现在人伦观念之确立，以及对基本的美与和谐的探求［3］。夏商周正是我们民族步入理性的时代，从出土文物看，这是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滥觞期，可以说是文明大爆发、大发展的重要阶段。殷周先民已经拥有了早期哲学与美学思想，美学有其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如研究者总结的:夏代器物审美特征已初步表现了等级差异的审美品味，在神本的背景中孕育了浓烈的主体意识；商代审美意识与神权、王权融为一体；西周审美意识中神性衰弱、人性突出，礼制统辖之下，艺术的社会意识与人文意识凸显；东周则解构旧有审美规范，并建构着多元的审美风尚。［4］三代文明之繁荣期是西周，西周社会结构与社会观念奠定了之后华夏民族文化传统。西周崇尚王权，又以宗法、分封制为政治经营的两翼，在此背景下的礼乐制度笼罩了西周政治文化、行为准则、文艺审美观诸方面。
西周礼器及铭文又代表了三代该领域的最高水平。“西周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最高峰，其审美意识的发展进入了活跃的变革期，器物的审美创造原则，由凝重走向轻灵，由繁复走向简朴，由怪诞走向平易，由神魔的世界走向世俗的世界。”［9］彝器铭文受礼制文化限定，也受此文化背景下的美学理念制约，呈现出规范化与程式化、内敛含蓄、静穆中和、深沉端庄等特征，背后蕴涵着那一时代独有的审美意趣和生命追求。
殷周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属广义的大篆体系，是文字及书法的早期形态及发展阶段。金文是依朱墨手书刻出铭文模型，再翻范铸造而成，因殷周青铜铸造工艺十分精湛，铭文能如实再现手书笔意甚至原貌，亦即金文基本反映了当时官文正体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