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世的明式家具中，大型的屏风可能是最少的一种。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大量的明清宫廷遗物，但屏风多为清式。当年笔者为编写《珍赏》，走遍故宫庭院、库房，只发现一具明式插屏式座屏风。……制作手法之相似，使人相信它们是同一地区、同一时代、甚至是同一作坊的产品。”
17世纪黄花梨嵌大理石插屏式屏风（墩子为铁力木）
181×105×214 cm
这段话是王世襄先生在论述前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旧藏、现存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的17世纪黄花梨嵌大理石插屏式屏风时所写，他将此屏风评价为“稀有重器”。
明代黄花梨插屏式座屏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50×78×245.5 cm
而他所讲的缩小版是《明式家具珍赏》中收录的明代黄花梨插屏式座屏风，屏心镶嵌玻璃油画彩绘仕女，乃清代后配。但这个缩小版其实并不小，只在宽度与深度上小约30厘米，高度上还大出约30厘米。
Lot 3604
清早期
黄花梨嵌绿石螭龙纹插屏
57×22×79 cm
来源:梁广平旧藏
而此次《积微成著——积成堂古典家具专场》中，恰有一件黄花梨嵌绿石螭龙纹插屏，虽为清早期，但在制式、尺寸上，当真属于前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旧藏、现存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的 17 世纪黄花梨嵌大理石插屏式屏风的缩小版了。
屏心四周的绦环板透雕螭龙纹，横向绦环板内为双龙衔芝，竖向绦环板则为子母龙。插屏内心嵌绿石 , 起伏的纹理清新雅致，似滔滔江河，奔流不息，这种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选取，体现了文人雅士的清赏意趣。屏心下方的绦环板亦透雕双龙衔芝纹。披水牙子则铲地浮雕双龙捧寿。
底座为典型的以“抱鼓麻叶云”造法，侧面雕刻芙蕖花瓣，立柱柱头雕莲花纹，以镂雕的草龙站牙抵夹。整器双面有工，前后皆具观赏性，综合运用了透雕、浮雕、阴刻等工艺 , 线条灵动，婉转纯熟，细腻精湛，饶有古意。
而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传世的明式家具中，大型的屏风可能是最少的一种”的现状下，积成堂专场出现了两具明代座屏。
Lot 3638
明
紫檀、黄花梨九成宫大座屏
141×59×194 cm
第一具是明代紫檀、黄花梨九成宫大座屏，此屏的设计为九宫六式，这一颇显文人趣味的创意，将家具装饰上排比对称的变化发挥到了极致，实为大明工匠中高手的走心之作。在制作上别具匠心，攒斗、锼挖、雕刻、打洼等工艺精准地融于一器，展示出工匠手艺的精湛。
大尺寸的座屏，在中国古代书画中屡次出现，如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明杜堇《玩古图》、刘俊《雪夜访普图》等，从中可以看出如此大型的座屏并非实用器，而主要起到装饰作用，衬托场景中人物高贵儒雅的身份，并将宴饮、雅集的主位气氛烘托出来。
明杜堇《玩古图》局部，绢本设色，126.1×18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局部，绢本设色，70.3×26.4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刘俊《雪夜访普图》局部，绢本设色，143.3x7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书画中如此重要的大器，流传至今的本不多见，而这种以九宫格六图案为屏心的制式更是没有出现过。
自从古斯塔夫·艾克、安思远、王世襄等诸位学者专家研究明式家具以来，出现了一系列著录、画册等出版物，但从未见过这种九宫格制式的座屏，且已知的公、私收藏中亦未出现过该制式的座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件大明时代的紫檀、黄花梨九成宫制式的大座屏，是目前传世实例中仅见的孤品。
另有一件明代黄花梨嵌黄云石大插屏，制式极简，如同蒙德里安的画作般。无任何雕工，此类无工的器作，年代更为高古。
Lot 3645
明
黄花梨嵌黄云石大插屏
89.5×34×103 cm
来源:梁广平旧藏
屏心的黄云理石，非常罕见，且尺寸硕大。如此体量的云石，由古代工匠手工拉锯切割，不偏不倚，横平竖直，需费数月方可裁就。可谓佳料难得，工不厌精。
大石片已十分罕见，有大石片的黄花梨座屏更为稀少，现存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的 17 世纪黄花梨嵌大理石座屏（214×181 厘米）是已知最大尺寸的石片座屏，但与此片黄云石插屏（103×89.5 厘米）应有年代差距。无论如何，此黄云石片是已知存世明代黄花梨插屏中之最大者。
Lot 3622
明
黄花梨嵌理石小插屏
38×19.5×52.5 cm
来源:张德祥旧藏
屏风中有一种小型的，在宋画中常见，明代仍多使用，可放在床榻或桌案上，为枕屏或砚屏，甚至和青铜鼎彝、玉山英石等摆在一起，作为单纯的陈设。明刊本《金瓶梅词话》第七回插图中便有一件和此例类似的小屏风。
此屏朴实，以天然大理石的美丽纹路和黄花梨的自然木纹取胜，绦环板的三个海棠形透孔、壸门形披水牙子，沿边均不起灯草线，文雅内敛。桥形底墩浑然造成，瓶形站牙简约无饰。大理石正、背面多层次的纹理质地，呈现山峦起伏，层出叠翠的景致，惟妙惟肖，为精彩小器。若有烛光摇曳于海棠形透孔前，则更为生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