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字画收购中心关于书画的鉴定工作，对于书画的收藏，如果不懂得鉴识、鉴别，那你只能算是一个好事者，只有懂得鉴别，又了解书画史的知识，还能进行一些书画的创作，才能称其为鉴赏家。现在一般的造假方法有:摹本、临本、仿本、选本、改款、移款、移山头、后添款、假画真跋等等。
过去有些国外人士企图通过对绢的研究来解决中国画的鉴定问题。他们做过多次试验，把已经肯定了年代的作品如郭熙《早春图》拍照放大，作精密的现察，但仍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来作为鉴定书画年代或真伪的依据。这是因为古代纺织原料可以长期不变——明代蚕吐的丝和现在蚕吐的丝不会有什么两样——而生产技法也可能延续很久没有改变，所以很可能二、三百年间所生产的绢是一样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期生产的绢，因地区不同、蚕种不同、织法不同，反会有相当大的差别。再说古代纸绢也可以留到后代才被人使用。文徵明、王宠等便用过藏经纸，金农也常用旧纸书画，弘历也用了不少宋纸。近代作伪越来越精，解放前上海曾有人用白棉纸的明版书，切下天地头，泡成纸浆，重制成小幅笺纸，看起来和明朝纸质料一样，不易分辨。所以只凭纸绢的年代、质地来判断书画真伪是肯定要上当的。
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一般只有断代问题，没有真假问题，但也不尽然。苏州以往做假铜器，竟运到河南埋在墓坑里，过若干年再掘出来卖，甚至还带着买主一起去挖，使人相信。一个考古工作者如能识别那些“假货”，知其底蕴，总比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要好。至于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法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文物，真有真的规律，假也有假的规律，书画也不能。作伪者虽心机用尽，诡计多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作品也本是真迹，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鉴别者就要辨认一下究竟原作者是谁，把是非问题弄清楚，所谓“明是非”者指此。 照摹接近现在的复制，在古时肯定是不少的，而且所摹以名迹居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入元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出”，这似本若非照摹是不敢拿去顶换真本的。近代照摹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解放前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冷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但笔墨不免呆滞，真伪还是判然易见的。
我想重复一遍，书画鉴定是一项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毫无神秘玄妙之可言，是可以学会的。但也不能主观臆测，或仅凭个人片面经验，便下断语，因为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应当采用多看、多听、多问、多想的学方法。所谓多看，不仅要看实物，也要看文献；不仅看真的，也要看假的。多听是注意倾听有经验阅历的人谈心得，有些口头上的传授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例如假造岳飞的字，多为开封地区的产品，名曰“开封货”，在文献中我未见有此记载。多问是在看和听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寻求，而不是漫无边际地发问。多想又经常贯彻在看、听、问之中，否则看、听、问亦难有收获。现在的青年如想学书画鉴定，有那么多的国家收藏可供研究，有那么多的出版物可供参考，更重要的是有党的培养和支持，比老一辈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们只要肯长期不懈地努力，掌握了唯物辨法这思想，再积累了有关书画的知识，那么就一定能大大超过老的一辈，将书画鉴定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