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字画鉴定机构多看原作，树立鉴定标尺。通过多看名家作品的真迹，了解书画家学习期、成熟期、巅峰期、衰退期等各个时期的书法、绘画特点，以及用纸、用墨、用色、笔法、印章、落款等规律。如要研究某位书画家，就要把他一生所有确认为真迹的书画作品，从早期到晚期排列出来，同时还要把书画作品中所有的款识和印章也提取出来，从中寻找出某个时间段的规律来。与此同时还要了解书画家都学过什么东西、书写和绘制过什么东西、拜谁为师、书法和绘画风格的演变过程、什么样的风格是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的、这种风格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什么人学他、什么人造他的假、后人对他的评价如何、他的作品流传下来有多少、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情况又如何等等。在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之后，还要由量变到质变，即将我们的脑子像电脑一样存盘，存到一定量之后，自然就能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就是书画鉴定的标尺。
元明以后的某些文人画家，构图落墨往往顷刻而成。五代、北宋的花鸟画着重写生，后来才有写意的“四君子画(梅、兰、竹、菊)，这自和文人画有密切的联系。以上只是简略地提一提时代不同，画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以致影响绘画的风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时代特点。这仅是几个例子，至于细致的分析叙述，自然不是短时间所能讲清楚的。 具体到绘画中的服饰器用，往往有关历史制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更为鲜明。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衣冠异制》专论这方面的问题。画中事物是否与历史相符，被郭氏用作评价的标准之一，可见自古以来鉴赏家对这方面就十分注意。熟悉各个时代的服饰器用对鉴定是有帮助的。古代画家也有画错了前代衣冠制度的，但只有错画或混淆了前代已有的，而不会预先画出当时尚未有的。有些画上题有唐代画家的名款，但画中有用藤竹缠扎的高形圆几和带束腰的长方高桌，即从器物上来看，便知这画是宋非唐。而譬如有古纸古绢的风俗画，而中有戴红顶花翎的人物，无论纸绢如何古老，它也对不会是清以前的作品。
添款的画多利用无款旧作，看它的风格像谁就添谁的款。但往往由于画的风格并不与款相符而露了马脚。添款一般字迹浮燥，从墨上也能看出破绽。 割款也多取小名家的作品，改为无款画，再配上伪跋，托名是大名家之作。 要认识伪作还须将它的路分弄清楚。地区性的假货有所谓“开封货”“长沙货”“苏州片”等等。开封货有不少是清初至乾隆间的制品，惯作颜真卿、岳飞、黄庭坚等家的字，草书较多，用粉笺纸，泽黯黑，有些像发掘出来的东西，只要见过几次，再遇到便不难认识。“长沙货”多绢本草书，伪造海瑞、史可法等家居多，它本身也具特点.
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一般只有断代问题，没有真假问题，但也不尽然。苏州以往做假铜器，竟运到河南埋在墓坑里，过若干年再掘出来卖，甚至还带着买主一起去挖，使人相信。一个考古工作者如能识别那些“假货”，知其底蕴，总比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要好。至于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法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文物，真有真的规律，假也有假的规律，书画也不能。作伪者虽心机用尽，诡计多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作品也本是真迹，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鉴别者就要辨认一下究竟原作者是谁，把是非问题弄清楚，所谓“明是非”者指此。 照摹接近现在的复制，在古时肯定是不少的，而且所摹以名迹居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入元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出”，这似本若非照摹是不敢拿去顶换真本的。近代照摹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解放前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冷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但笔墨不免呆滞，真伪还是判然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