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字画收购服务商多看原作，树立鉴定标尺。通过多看名家作品的真迹，了解书画家学习期、成熟期、巅峰期、衰退期等各个时期的书法、绘画特点，以及用纸、用墨、用色、笔法、印章、落款等规律。如要研究某位书画家，就要把他一生所有确认为真迹的书画作品，从早期到晚期排列出来，同时还要把书画作品中所有的款识和印章也提取出来，从中寻找出某个时间段的规律来。与此同时还要了解书画家都学过什么东西、书写和绘制过什么东西、拜谁为师、书法和绘画风格的演变过程、什么样的风格是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的、这种风格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什么人学他、什么人造他的假、后人对他的评价如何、他的作品流传下来有多少、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情况又如何等等。在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之后，还要由量变到质变，即将我们的脑子像电脑一样存盘，存到一定量之后，自然就能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就是书画鉴定的标尺。
元明以后的某些文人画家，构图落墨往往顷刻而成。五代、北宋的花鸟画着重写生，后来才有写意的“四君子画(梅、兰、竹、菊)，这自和文人画有密切的联系。以上只是简略地提一提时代不同，画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以致影响绘画的风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时代特点。这仅是几个例子，至于细致的分析叙述，自然不是短时间所能讲清楚的。 具体到绘画中的服饰器用，往往有关历史制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更为鲜明。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衣冠异制》专论这方面的问题。画中事物是否与历史相符，被郭氏用作评价的标准之一，可见自古以来鉴赏家对这方面就十分注意。熟悉各个时代的服饰器用对鉴定是有帮助的。古代画家也有画错了前代衣冠制度的，但只有错画或混淆了前代已有的，而不会预先画出当时尚未有的。有些画上题有唐代画家的名款，但画中有用藤竹缠扎的高形圆几和带束腰的长方高桌，即从器物上来看，便知这画是宋非唐。而譬如有古纸古绢的风俗画，而中有戴红顶花翎的人物，无论纸绢如何古老，它也对不会是清以前的作品。
书画鉴定的依据,除了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之外,还有不少旁材料,可以帮助加深对作品真伪本身的认识,包括对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的认识。这些旁材料包括干支纪年、帝王年号、官谓建筑服饰、器皿家具和避讳制度等,这些对书画鉴定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对这些旁材料要尽可能地去掌握和运用,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比较与考，这有助干对书画作品本身的整体认识和鉴定工作的深入开展。 中国书画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载体之一。因此这些旁材料包含书画本身中的有关干支纪年、帝王年号、职官称谓、风俗礼仪,以及建筑服饰、器皿家具和避讳制度等,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反之，如果上述情况与原来历史实际不相符合,就给辨伪提供了依据。所以,古今的书画鉴定家都十分重视避讳的内容及其他相关的知识。
在过去的鉴赏家中也有不相信印章的，认为它不起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古人印章传下来的究竟是少数，翻刻造假，在过去不具备照相制版的技术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即使翻刻得好，也容易辨别。因此印章在辅助依据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项。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不同的绢纸，有它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画，便出现不同的效果。书画家各有他们自己喜用的纸绢，以期能地表达出他们的艺术特点。当然也还与他们当时取得的方便条件有关。例如，米芾喜用一种黄纸（名称待考），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蜡笺等等。有少数几种纸只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有，而且数量不多，米芾、欧阳修过一种白发灰的纸，只北宋有。一种很白很细的纸也产于北宋，南宋高宗时也还有一些。明大家沈周、文征明等常用一种白棉纸，质松而容易变黑。正德、嘉靖间有一种近似洋纸的布纹纸，写尺牍有时用，弘历（乾隆）也曾使用它。绢也有很多种。宋画院尤其是南宋中期画院所用的绢，光匀细致，历久不纰，可能是由于经纬紧密，灰尘不易侵着的原故。明中期有一种粗绢，疏透如纱，张平山常用，有一幅达摩轴就是用这种绢画成的。一般说来，纸绢也有它的时代风尚。宋朝四大书法家熟纸写字，取其光滑适，到元朝才有用生纸的。早期绘画多用绢，后期多用纸，这与画法的发展有关。宋代画家如范宽、郭熙、马远、夏珪等，多用水墨烘染，故绢素为宜；元以来的文人画偏重皴擦，用纸便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