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字画拍卖商家书画鉴定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判断真伪和辨别是非的工作。判断真伪就是对有作者款题和印章的书画作品的真假做出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是对一件书画作品，尤其是古代的书画作品，由于它有一个相当长的流传过程，我们要对书画作品的流传过程进行辨别，如书画作品上的题跋、鉴藏印等，书画鉴定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这两项。如遇到没有作者款识和印章的书画作品时，我们只需根据书画作品的风格特点给其断定一个时代即可。
书画鉴定的依据,除了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之外,还有不少旁材料,可以帮助加深对作品真伪本身的认识,包括对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的认识。这些旁材料包括干支纪年、帝王年号、官谓建筑服饰、器皿家具和避讳制度等,这些对书画鉴定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对这些旁材料要尽可能地去掌握和运用,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比较与考，这有助干对书画作品本身的整体认识和鉴定工作的深入开展。 中国书画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载体之一。因此这些旁材料包含书画本身中的有关干支纪年、帝王年号、职官称谓、风俗礼仪,以及建筑服饰、器皿家具和避讳制度等,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反之，如果上述情况与原来历史实际不相符合,就给辨伪提供了依据。所以,古今的书画鉴定家都十分重视避讳的内容及其他相关的知识。
截至目前还没有人对古代的纸绢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有的纸确是唐纸，但我们不认识，是看到了纸上的唐人墨迹才知道的。有很多纸绢我们叫不出名称，文献中讲到的名称我们又拿不出实物。名称、实物，使其一一符合，并通过科学实验，弄清楚它们的质地、性能以及制造方法等等，将是今后书画鉴定学中的课题之一。老一辈的鉴藏家多不注意纸绢，或注意了但没有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所以为我们留下来的知识不多。有的收藏家如晚清的顾文彬认为绢本易坏，并认为绢本的唐宋名迹，确真者百二，所以根本不收绢本。这当然是一种偏见。
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一般只有断代问题，没有真假问题，但也不尽然。苏州以往做假铜器，竟运到河南埋在墓坑里，过若干年再掘出来卖，甚至还带着买主一起去挖，使人相信。一个考古工作者如能识别那些“假货”，知其底蕴，总比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要好。至于一个书画鉴定者，所接触的文物主要是传世之品，就更对伪品用心研究了。所谓既想知真，知假；不能知假，亦难辨真。法所谓“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文物，真有真的规律，假也有假的规律，书画也不能。作伪者虽心机用尽，诡计多端，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凑、摹拟大意、凭空臆造等四种方式；另一类是利用前人的书画，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来做假。这些原件的作者本无心作伪，作品也本是真迹，而做假是后人强加到它们身上去的。鉴别者就要辨认一下究竟原作者是谁，把是非问题弄清楚，所谓“明是非”者指此。 照摹接近现在的复制，在古时肯定是不少的，而且所摹以名迹居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入元秘府，“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出”，这似本若非照摹是不敢拿去顶换真本的。近代照摹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解放前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陶洙伪造的《西冷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但笔墨不免呆滞，真伪还是判然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