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字画鉴定商家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书画家寿命长。书画家死了，如果印章还在，别人可以将它盖到伪造的书画上去。解放前上海有个画家得到一套戴熙的印章，利用它制造了大批的假画。丁辅之曾把丁敬、金农的印当做收藏章盖在书画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有一本法若真山水册，其中有些印章盖在经修补后的破洞上，不合乎用印的格式，原来是他的孙子法光祖干的事。以上都足以说明后人可以使用前人的遗印。 有些书画家所用的印章虽比较固定，不常更换，容易核对；有些书画家的印章却既多且乱，根本无法核对。这是鉴定书画印章为凭的另一个理由。例如沈周就是名画家中印章较乱的一位。他的作品有几幅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肯定是真迹，但印章偏偏不一致。突出的例子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卧游册》中画牛的一开，盖在同幅上的两方白文“启南”印，字文、大小相同，但非一印。画家中印章多而乱的不止沈周一人，倘专凭印鉴来断定真伪，那么对他们的作品只好一律否定了。
在过去的鉴赏家中也有不相信印章的，认为它不起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古人印章传下来的究竟是少数，翻刻造假，在过去不具备照相制版的技术条件下是比较困难的。即使翻刻得好，也容易辨别。因此印章在辅助依据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项。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不同的绢纸，有它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画，便出现不同的效果。书画家各有他们自己喜用的纸绢，以期能地表达出他们的艺术特点。当然也还与他们当时取得的方便条件有关。例如，米芾喜用一种黄纸（名称待考），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蜡笺等等。有少数几种纸只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有，而且数量不多，米芾、欧阳修过一种白发灰的纸，只北宋有。一种很白很细的纸也产于北宋，南宋高宗时也还有一些。明大家沈周、文征明等常用一种白棉纸，质松而容易变黑。正德、嘉靖间有一种近似洋纸的布纹纸，写尺牍有时用，弘历（乾隆）也曾使用它。绢也有很多种。宋画院尤其是南宋中期画院所用的绢，光匀细致，历久不纰，可能是由于经纬紧密，灰尘不易侵着的原故。明中期有一种粗绢，疏透如纱，张平山常用，有一幅达摩轴就是用这种绢画成的。一般说来，纸绢也有它的时代风尚。宋朝四大书法家熟纸写字，取其光滑适，到元朝才有用生纸的。早期绘画多用绢，后期多用纸，这与画法的发展有关。宋代画家如范宽、郭熙、马远、夏珪等，多用水墨烘染，故绢素为宜；元以来的文人画偏重皴擦，用纸便于表现。
利用装裱鉴定书画真伪其作用有二:一是看其装裱的形制或手法，可以对书画断代。如一些“宣和装”的家画，特点是，卷前有绫天头和黄绢隔水；黄绢隔水贴近画心的上部有赵佶的亲笔题笺。画心后为黄绢隔水和拖尾，原“宜和装”上还必钤盖徽宗的“宣和七玺”印。明清或民国装裱也有其自己的特。二是印书画的程度大。应注意新画旧裱。好的古旧字画原老裱总让人放心。 大约到北宋,渐渐流行装成卷轴。明代的装裱立轴增多,手卷增加引首。册页有的用纸挖裱或镶袜成册。立轴的装裱形式有宽边窄边之分。窄边是仿宣和装,宽边是明代的形制,其特点是用米黄宽边绫圈,上下大地用深蓝花绫装裱。另外有些立轴的画心上端还加了一段纸,称作“诗堂”,上题诗文或赞语等。折扇画的形制是明代永乐以后开始兴起的。清代康熙乾隆时宫廷的装裱比较富丽堂皇,用料、技巧、样式都十分讲究。至嘉庆后宫廷装裱的质量显著下降。清代民间的装裱,尤其是私人收藏家对所藏字画的装裱,其用料的规格和装裱的样式都有自己独到的方式。如清大藏家梁清标重裱表的书画轴多用碧云鹤斜纹绫天地,米黄细密绢圈,缓带与副隔水或绫、绢圈,包首用浅黄绢,轴头用红木或紫檀木制成。手卷则仿宣和装。重裱书画都有梁氏的亲笔题跋。而对联这一形式的出现,大约始于明末,且又限于书法。到了清代亦有少数“画对”或“书画混合”形式出现。装裱的类别和书画的形制,归结起来,有手卷、横披、立轴、屏条、册页、纨扇折扇、对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