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字画交易平台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装潢与书画本身的关系更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各时代的绫、锦，花纹、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因而它和装潢的形式也有密切的关系。以的宋“宣和装”来说，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至，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的。金章宗也用七玺，梁清标常在前、后黼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叫，也各有他们的惯。裱工的一般情况是清中叶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较细，嘉、道以后拖尾长，卷子就粗了。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熟悉了以后，几种有特点的装潢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从而为鉴定提供了线索。
看到画上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例如陈汝言的青绿山水《仙山图》，与他平素风格有出入，但上面有倪云林的题，故可定为真迹。卫九鼎的《洛神图》也有倪云林的题诗。卫和倪云是好朋友，倪题既真，也就增加了画的性。故宫所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大家公认是真迹，此卷无款识，鉴定依据除绘画本身的时代风格外，张著的跋也很重要。张著金时人，泰和五年(1205)授监御府书画，离张择端的年代不远，他的话可以令人相信。
印章是文件上的明物，是“取信于人”的东西，书画家用以表示确属自己的创作，鉴赏家用以表示自己的鉴别，都是相当郑重的。由于印的质地比较坚固，所以某家的某些印可以延续用若干年，甚至一生。印虽然会因用久而损坏，但究竟不是每一件作品都新刻一印，而常是若干件书画上同用某一个或几个印，所以从印章的真伪来帮助判断作品的真伪，是有相当根据的。因此前代鉴定家，是十九、二十世纪之际的收藏家曾将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庞元济就重视印章，主张逐件画、逐方印地进行比较。例如他所藏的王翚画，印章都经仔细核对过。但我认为印章除了它有可作为依据的一面，还有它不足为依据的一面，所以只能作为辅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