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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司礼监孙隆供奉并制承恩寺无量寿佛像
镜心 设色绢本
174×101cm
钤印:司礼监太监三河县孙隆捐俸绘造天地冥阳水陆圣像一百三十五轴恭于承恩寺永远供养。愿以此功德，普及与一切。绘像度众生，皆共成佛道。大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上元吉旦识。
说明:本拍品为明司礼监太监孙隆捐俸绘造。孙隆（1530-1609），字东江、号东瀛，河北省三河县人。嘉靖九年（1530年）生，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九月卒。隆庆、万历中为司礼监太监。曾以太监督织造，驻苏杭。后兼任苏、松、常、镇四府税监。驻苏杭时，对促进丝织业发展、创造稳定税源作出了一定贡献，并曾对西湖进行大力整修。好学不辍，兼善书画、制墨，刻有《通鉴总类》《中鉴录》等书。
孙隆，号东瀛，明顺天府三河县（今河北省廊坊三河市）人。明代宦官刘若愚的《酌中志》曾详细记述了明万历朝至崇祯初年的宫廷事迹，其中就有记载:“万历年间，惟孙太监隆，先监之同年也。”这里的“先监”，指的是刘若愚的师傅陈矩，另据《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中对陈矩的记述:“北直安肃县人。生于嘉靖已亥（1539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1547年）冬选入（宫中）……”由此可证，孙隆与陈矩同为丁未年（1547年）入宫侍奉，并一同入内书堂学习。在明代宦官中，孙隆是为数不多具有高文化修养之人，因其早年在内书堂受过良好经史教育，隆庆中选为东宫典玺，万历初擢为司礼秉笔太监，任神宗内廷老师，对神宗早年教育影响至深。《酌中志》记载其“曾刻《通鉴总类》《中鉴录》等书”，孙隆不仅能书会画，还擅制墨，他所造的“清谨堂墨”，款式精巧，可与制墨圣手方于鲁、程君房比美，而剂料之细还远超方、程两家，故备受神宗皇帝喜爱。因其多学善书，又盛受知遇、宠秩洊加，于万历四年至九年，万历十四年至三十六年，奉命两度出任提督苏杭织造，任职长达27年之久，期间任人唯贤，兼采众议，令织造有序进行，赢得江南地方官绅称许有加。
承恩寺
孙隆作为万历皇帝最信任和器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曾深受皇恩，奉命在承恩寺内俸绘造天地冥阳水陆圣像一百三十五轴并恭于承恩寺永远供养。承恩寺自建寺起，就是一座极富神秘色彩的皇家寺庙，位于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东部，始建于明正德五年（1510年），于正德八年（1513年）竣工，清乾隆二十二年、道光二十三年均有修缮，由司礼监太监温祥主持兴建。司礼监是明朝的一个官署，是明朝内廷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有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孙隆就曾任秉笔太监。最初司礼监只负责督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各役，后来至明中后期权利不断扩大，干预明朝的中央决策，给明朝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故司礼监素有“第一署”之称。温祥作为司礼监权利最高的掌印大太监，主持兴建承恩寺，足可见皇家对此寺庙的重视程度。
明武宗朱厚照御赐“敕赐承恩寺”匾额
明武宗朱厚照圣旨复印件 首都博物馆藏
除了主持兴建承恩寺的温祥身份特殊外，承恩寺本身也有不少神秘之处。建寺后明清两代均保持了“三不原则”，即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门。寺庙所在之处，地理位置也十分特别，其地处京西古道模石口隘口东侧，是张北、山西、内蒙等进京的必经之路，都说深山藏古寺，而承恩寺却偏偏建在车水马龙的京西古道上。凡此种种，故此寺素以“明代特务机关”之传言而倍显神秘。除了“三不”原则，承恩寺还有“三高”规格。一是工程级别高，它是由明朝“第一署”的最高掌印太监温祥督建的皇家重点工程；二是住持级别高，承恩寺的第一任住持宗永是温祥由大功德寺调来任职的，并同时任命他为主管宗教事务的僧录司的左觉义，普通寺庙的住持与其级别、地位相差甚多；三是寺庙地位高，承恩寺的山门额上“敕赐承恩寺”五个大字，正是明武宗朱厚照御赐的匾额，他还特别下旨，告诫当地政府、驻军和周边百姓人等，不得干预承恩寺内外大小一切事物，这道圣旨的复印件现仍保存在首都博物馆二层的北京历史展厅内。不仅如此，古往今来，不少名人雅士、皇亲贵胄都曾驻跸该寺，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在撰写的《承恩寺记》中曾阐述了其“高塔前耸，崇岗后峙”的风水特点。而在明代大文学家王思任的《游西山诸名胜记》中，记载该寺住持僧曾是光宗帝朱常洛的替身僧。清初文人怀应聘在《游西山记》一文中也记载万历皇帝曾驻跸该寺，寺内一直留有“龙座”等物。至清代，醇亲王，礼亲王等皇族权贵们，也都曾多次在寺内住宿。如此非比寻常的皇家寺庙，孙隆能够供奉并绘制佛画于内，亦可见他在宫廷中的地位及份量。
细节图
此幅孙隆俸绘佛像原共一百三十五轴，此幅为目前市场仅见的一轴。这件精美绝伦的佛像为典型明朝中后期宫廷之作。所绘无量寿佛，目为微睁状，头顶七彩祥云，半跏趺坐于华丽的须弥座之上，宝座上缀宝相花、忍冬、摩尼珠等佛教吉祥物。整幅画采用宫廷特有的细绢，绘制极为考究，佛像面容端详、线条流畅、笔触沉着、设色富丽，庄严肃穆之中蕴含雍容华贵之貌，整幅色彩均以天然石色敷彩，色彩明快且不失沉稳厚重之感，烘托出无上神圣、生意盎然之感。
佛教题材的绘画，一直以来都是宫廷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中后期，由于统治者昏聩、宦官专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导致阶级矛盾尖锐，政治陷入危机，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使得人们对佛道思想的信仰奉行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也使得当时的佛道类绘画发展空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