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 征程
镜心 设色纸本
176.5×94.5 cm
来源:欧洲私人珍藏
关山月《征程》局部
关山月《征程》局部
西北写生是关山月写生生涯最重要的阶段。大漠风光，西部的自然风物、人情习俗给予关山月强烈的印象和刺激，与行万里路的“新国画”理念也甚为契合。画面深情叙述了沙漠中即将出发的一场告别。一家人处于画面中心，丈夫即将随驼队远行，白衣皮靴，腰间佩刀和项上挂饰彰显出不凡的身份。妻子带着孩子，为即将踏上征途的良人送别，衣饰缨络都以红色勾勒而出，成为点睛之笔。眼神的交流和呼应，是离别时的深情鼓励和嘱托，在这沙场温情细腻的叙事中，关山月主动加入自己的体会与学养，不仅强化了线条之美，还将西画的体积、明暗之美引入，人物的形态与骆驼的姿态并重，画面流畅率真，可见此时他的造型能力已非常娴熟，用笔大胆也颇具信心。
1944年西北写生结束后关山月回到成都
1941年，关山月在重庆举办“关山月抗战画展”时，认识了“一见如故”的赵望云，这位最早理性而主动地进行西部写生的画家，激起了关山月西行的热情，为无法前往前线进行战地写生的他指出了一条新路。1943年，关山月婉拒了重庆国立艺专的聘请，与妻子李小平、赵望云、张振铎踏上了西行之路。一行“登华岳、出嘉峪关、越河西走廊、入祁连山，最后探古于敦煌千佛洞。“像我这样一个南方人，从来未见过塞外风光，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骆驼队与马群啦，一望无际的草原，平沙无垠的荒漠， 都使我觉得如入仙境。这些景物，古画看不见，时人画得很少，我是非把这些丰富多彩的素材如饥似渴地搜集，分秒必争地整理，把草图构思，为创作准备不可的。”
关山月《塞外驼铃》
四十年代初期同往西北写生还有吴作人、庞薰琴、孙宗慰等。抗战全面爆发后，艺术家们在这一时期不约而同进入西部，四川、云南。吴作人与关山月相遇在兰州，还有一段关于西行的逸闻趣事。两人骑在骆驼上互画，关山月题:“卅二年冬，与作人兄骑明驼，互画留念，时同客兰州。弟关山月。”吴作人题:“卅二年，山月兄骑明驼，互画留念。作人。”传为艺林佳话。
吴作人在此画题款:“卅二年山月兄骑明驼互画留念作人”
关山月在此画题款:“卅二年冬与作人兄骑明驼互画留念时同客兰州 弟关山月”
骆驼茫茫戈壁中是可以耐劳生存并且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也是西北写生中最重要的对象，他对于西北少数民族的形象与服饰、生活习惯和策马扬鞭的动态有着详细的观察。这一时期创作了《塞外驼铃》、《鞭马图》、《蒙民游牧图》、《祁连放牧》等名作。郭沫若在《塞外驼铃》上长题:“塞上风沙接目黄，骆驼天际阵成行。铃声道尽人间味，胜彼名山着佛堂。”诗的后面还写了跋:“关君山月有志于画道革新，侧重画材酌挹民间生活，而一以写生之法出之，成绩斐然。近时谈国画者，犹喜作狂禅超妙，实属误人不浅，余有感于此，率成六绝，不嫌着粪耳！民纪三十三年岁阑题于重庆。”在这段被反复引用的文字中， 郭沫若对关山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赞“关君山月屡游西北，于边疆生活多所砺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为见之。”
1947年，在广州举办的敦煌画展现场
关山月珍惜这些领悟，他说:“画名山大川，劳苦大众，少数民族的作品，因花费了心血，倾注了感情，纵使有人要买，由于我把它们看作亲生儿女，怎么也不愿出卖。在我近年来举办的回顾展中，有不少就是这些作品，它们都是旧日我的展场上的‘非卖品’，才留得到今天。”
“西北归来胆更壮”，1945年，关山月将西南、西北写生画和部分敦煌临摹画于成都、重庆展出，并与赵望云、张振铎在重庆举办“西北写生画展”。1946年，关山月回广州任教于高剑父创办的南中画院，在广东文献馆举行“西南西北纪游画展”。1948年出版《西南、西北旅行纪游画选》。西部之行不但给他新鲜的视野，成为他们之间交往的重要纽带，也激发了创作新面貌的形成，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也成为他一生中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