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书信的收藏，历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早在晋代即有书信流传，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这些历代流传的名迹都是书信，这充分说明了信札在收藏领域的重要意义。
从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可以看出名人书信收藏意义，总结如下几点:
其一，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有人会问，信札和书法作品，哪个艺术价值更高？如果单从书法艺术角度来讲，当然是信札。其原因很简单，即书写时候，可以挥洒自如。记得，启功先生在一次书法讲座中讲到，老先生说在报纸上写的最好，用七分一支的衡水出的羊毫条幅最佳，所谓“心无旁骛”。信札是纪事，都是有事而书，目的是向受件人说明内容，至于书写则是第二位的，正如此，才没有任何负担。如溥杰致启功信札，溥氏师事赵声伯，大字书褚登善，灵活有余而雄强不足，而此两页信札，用笔生动，可以说是其艺术的代表作品。
溥杰致启功信札
又如黎雄才致启功毛笔新年贺帖，众所周知，黎老堪称岭南书派之代表，笔意开张，而此笺书写规范，对于黎老来说，是在其书法作品中，未曾有过，正可以补充黎氏书法之面目，当可宝贵。
黎雄才致启功信札
其二，学者书作流传罕，极具学术价值。学者之书法，基本极为信札流传。如宋之曾巩、苏辙，未见大幅作品传世，皆因当时时代所局限，可以说，学者不以法书名于世，当然书作不得传承。如戴姜福夫子，启功先生对戴夫子极为尊重，从夫子学习文史词章，戴老先生法书作品未见流传，仅见者即为启功先生所藏三札，可以说是启功先生藏品的重要内容。启功先生在世之时，每每念及戴夫子，老泪纵横，言夫子之书，是学问字，己之书不如夫子万一。我想当年若有戴夫子只字片纸，到浮光掠影楼，易得启功先生书作，想必不是难事。
戴姜福致启功信札
又如陈垣至启功信札，陈老夫子，不以书作为人所重，此札研讨禅宗之脉络，学术价值难以估量，当不可与一般陈先生信札等同视之。
陈垣致启功信札
再如马衡至启功信札，说明“察司半印”之来历，详释明清时期，职掌古今书籍、名画、册页、手卷笔墨之职官司礼监、典礼司、典礼纪察司之更替沿革，极具价值。据《启功年谱》记载，书信为1948年12月19日所书，同日马衡先生还为启功先生收藏《明拓松江本急就章》作跋，今将两幅作品比较，书信更为飘逸洒脱，为叔平先生重要学术资料。
启功藏《明拓松江本急就章》马衡跋语
马衡致启功信札
其三，信札可窥见作者时代的变迁。如启功先生的居住地点，据《启功口述历史》及《启功年谱》记载，可有如下梳理:先生生于东城什锦花园21号（旧时门牌10号院）曾祖溥良府第；1914年，随曾祖客居河北易县；1922年，移居东城安定门方家胡同；1948年，移居城北马厂杨氏姨母家；1952年，移居黑芝麻胡同14号；1958年，移居西城小乘巷胡同86号；八十年代，移居北师大职工宿舍工11楼；后移居红六楼，先生有联“一生荡起回肠命，小住浮光掠影楼”。从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之信封中多可印证，且有如下新发现:1931年，时居东城东四牌楼北梯子胡同十二号；1934年，时居东城北新桥细管胡同十五号。这些即可印证、又可补充史实，是难得的实物资料。
戴姜福致启功贺帖
戴姜福至启功信封
黄苗子、王世襄致启功信封
其四，信札用纸的讲究。一般来说，毛笔信札宣纸居多。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之中，多有木板水印笺纸，书画合为一体，较之单纯书作，更为美观。
王世襄致启功信札
其五，信札的鈐印情况。通常情况，一般信札多不鈐印。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之中，如黄永玉、黄苗子、溥杰、黎雄才，因这些老先生都是书画家，他们将信札也作为一种作品来看待，鈐印更为郑重。
部分信札落款
其六，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之中，还有一些情况需要说明:王世襄与黄苗子的诗笺，都是为启功先生“痛心篇”所作。“痛心篇”是启功先生的名作，60年代，先生作书画合璧册，为先生贤妻章佳氏所存，1975年妻子病逝之后，先生检出，在册尾为纪念先妻作“痛心篇”，册前自题“启功遗墨”（按:遗字读如“一饭三遗矢”之“遗”），为请唐长孺、黄苗子、王世襄作诗跋后。黄、王二氏所作绝句，先郑重书写在木板水印笺纸之后，再复誊于“痛心篇”册尾。由此可以见文人对于唱和诗歌的重视。
黄苗子为启功“痛心篇”册尾跋语两张
黄苗子致启功信札
王世襄为启功“痛心篇”册尾跋语两张
王世襄致启功信札
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信札，可以说是上世纪文人生活的写照。那一时代已经过去，不复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