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绘画画法秀润，意境清幽，构图严谨，笔法细腻，设色明快。画面上描绘的是高木浓荫，掩映草堂，群山环抱，清波蜒曲，帆樯林立，榭阁屋宇错落。近处草堂敞轩，二高士案前对坐，正在高谈阔论；远山以石青晕染，近山则石青加赭石微抹，树干纯以赭石钩染，枝叶以石绿加石青点染，背光处加渴墨，显得更加郁郁葱葱。
展子虔《游春图》多数人公认是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时代风格只能从唐画向上追溯，个人风格则更无从印。所以鉴定此卷，只好依靠题跋、收藏印章、著录及装潢。《游春图》卷首有赵佶题签，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又如晋陆机《平复帖》，大家都认为是真迹，但该帖首尾不全又无款，我们又找不出第二件普代的传世墨迹进行比较，因此，鉴定这件东西就比较困难。《平复帖》是一种早期的草书，若隶若篆，书法古朴，用中锋秃笔，与六朝、隋、唐的写经不同，风格。隋唐以后的书法不见有这种风格面貌，所以只能向隋、唐以前推。这件作品月白绢上有赵佶题签:“晋陆机平复帖”，骑缝处有赵佶的收藏印四方。又有一无款楷书题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土衡书”十一字，其中“晋平”二字已脱。帖后有明代董其昌题:“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世宝。”清代吴升《大观录》云:“内史此书与淳化所摹妍媚者不同，此等纸笔法决非晋后人所能办。”从这件物品的字体风格、赵佶的标题和宣和装（了作品时代的下限）及历代著录书的记载，它为晋代陆机书是可以相信的，其中装潢格式是辅材料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对该作品的鉴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前人作伪也有利用装潢使人深信不疑的。他们的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被进去。如有一件明代董其昌《山水》轴，清代李恩庆《爱吾庐书画记》有著录，是细绢本，上部被烧伤了一些，旧绘绢圈三裱立轴，绢圈上有嘉庆、道光时的人写的题跋。后来裱工、题跋、烧伤依然如故，但画心由细笔绢本变成纸本了。即作伪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利用旧装潢，换上了假画心，旧瓶又装上了新酒。如果我们在鉴定这件作品时，仅凭装潢和题跋来下结论，就要上当、犯错误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用笔细腻严谨，山石仅用渴笔微抹，以点苔显出明暗，经营位置，得写生之助化出清幽境界。
明代还有一种大片洒金纸扇面，洒金的形状如鱼鳞，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人工贴上去的，如果随手洒金是搞不成这种鱼鳞状的效果的。吴宽、祝允明的字扇面中，有很多就是用的这种纸。高丽镜面笺纸虽然来代就有，但为数很少，明代就多了。文征明的一个《行书诗》卷本幅的质地就是高丽筹纸，其上还钤有“国王之印”大方印四方（系同一方印章钤盖了四次）。这种纸光滑细润，不论作书或绘画，表现得很精采。所以有些书画家特点喜欢用这种纸，如明代后期懂其昌就很爱用这种纸。他的书画大多数用的是这种纸。在明代沈周等人的书画中才渐渐见到用生纸，但使用不是太普遍。从正德、嘉靖以至清初康熙间，徐渭、朱耷、原济等人的写意泼墨画派盛行起来，因画法的需要，于是生纸也逐渐推广流行。到乾隆以来则相成风，不但大量用之于“扬州八怪”等写意粗笔画中，就是张宗苍、王宸这些人用干笔皴擦的山水画也往往用生纸绘写，直到清末民初，几乎无不用生纸来作书画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已代替帛、简之类，成为普遍的书写材料。造纸的主要原料除原有的麻、楮等外，桑皮、藤皮也被利用来造纸。北方主要仍使用麻、楮造纸，质量和数量都有较大的提高。南方的藤纸由于质地，成为官方文书主要的用纸，曾经盛行一时。其中浙江剡溪的“剡藤”尤为驰名。西晋张华《博物志》中已说到“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在工艺技术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使用了帘床设备捞纸，提高了工效，又使纸张有一定的规格。晋代用丝线或马尾制成的罗底为纸模，其纸面是织纹而无帘纹，以后改用竹帘纸模，才见到了帘纹。其中又有竹条纹和丝线纹两种，横竖交织着，竹条纹可分粗、中等、细、特细四级，大抵晋唐以前较粗，宋代较细。纸张虫蠧以及染的“潢治”法，在晋时已经发明并得到了推广。《齐民要术》专门记载了“染演及治书法”一条，叙述利用黄蘖染纸的的技术要领。另外还有关于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记载。这时纸张质地匀细，外观洁整平滑，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晋时书画用纸，从传世的陆机《平复帖》卷来看，系麻纸，张幅较小，高度只有23厘米，与出土晋代简牍的高度相同。新疆出土的前凉建兴（沿用西晋慰帝年号）三十六年（384）文书残纸也是麻纸。敦煌洞窟中发现的北朝写经尽为麻制的纸。其特点是纤维较粗，原料中的纤维未打碎，成一束一束的形状，人们称为纤维束。同时麻料中有时发现一些红小块，是由木质氧化而成的，后人称之为木素。晋时麻纸的纤维束成圆形，无光无毛，有时还能见到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