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金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象征，从金属贝币中发现有极少部分的金贝币、包金贝币，包括曾被认为世界上最早硬币的吕底亚打制币，也是黄金制成的，在古罗马国也普遍使用金币。

而在我国古代，金币是上层人物才拥有的私物，比看到的金贝币、包金贝币，数量明显非常稀少。再比如楚国的金版，目前我们发现在楚金版的钱文上有“郢爰”字样者，其中“郢”为楚国都城名字，“爰”则为该种货币的重量单位，由此可见，这种金币并非是为了寻常百姓而发行的普通货币。这几年我们偶尔看到有些楚金版在网络平台售卖，其实多是仿品，以至于造假者并不知道，楚金版是戳印铭文，切割称重流通的。

到了汉代，金饼、马蹄金和麟趾金开始流行，海昏侯墓就是特别典型的例子。马蹄金和麟趾金并不是一种形制的金币，前者圆形似马蹄，后者长筒形似麟趾，前者有的朴素无纹，后者均有纹饰，纹饰普遍较马蹄金复杂，麟趾金的数量明显要少于马蹄金，金饼的数量则是这三种金币里最多的。

对于为什么用金饼、马蹄金和麟趾金这三种形制，个人觉得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的环境下，这三种形制的金币应该是皇帝对部下不同功绩进行赏赐的一种等级区分，从三种金币的形制上来看，麟趾金的等级应该是最高的，金饼则最普通。顺便提及一下，对于马蹄金和麟趾金上面的“上、中、下”文字，也当是用于区分赏赐等级而为。

海昏侯麟趾金

汉代的金五铢、鎏金五铢，唐代的金开元通宝、鎏金开元通宝、鎏金乾封泉宝、鎏金乾元重宝，宋代的几种金币及金质宫钱、鎏金钱，这些品种都非常稀少，显然并非是作为行用钱来使用的，更何况北宋淳化元宝金币从出土地点和背面的纹饰就已经清晰的告诉我们，这种金币是宗教用途的供养钱，淳化元宝金币精湛的钱文和图案，明显是皇家供养品，而非普通百姓所为，这点从部分史料上也可以找到印证。再说南宋银鎏金绍定万岁钱，单从钱文上就可以排除行用钱的可能，明显属于宫钱级别。

鎏金乾封泉宝

历史的车轮从汉代极速驶向明代晚期，一个杀人如麻的起义军领袖将金币的神秘面纱，简单而又粗暴地撕开了一层，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率部进兵四川，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

为奖励自己的功臣，他铸造了赏功钱一种，面文“西王赏功”，材质分金、银、铜三品，毋庸置疑，金币材质的极其稀少，也是赏赐等级最高的，普遍来说银质较多，铜质也少，这种发现数量符合赏赐情况，通常来说获得中等赏赐的人员更多，更容易收拢人心。除西王赏功赏赐币外，张献忠宝藏中各类金锭同样等级极高，其财力雄厚恐怕在当时绝非一般起义军所能比。但即便如此，这样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残暴领袖，在1646年清军南下时，并没有摆脱被流矢击中而死的悲惨结局。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工业革命的爆发，全球货币也发生改变，原本以铸币和打制币为形式的硬币，逐渐向机制币发展。

阿古柏金币

地处边疆的新疆地区，因受外界文化影响，也流行打制币，通常打制币中的金币与中国传统金币不一样，它们多为行用钱性质。

阿古柏在沙俄及英帝国的幕后支持下，于1865年至1877年率军入侵中国新疆，不久占领全疆，1867年改傀儡政权哲德沙尔汗国为洪福汗国，首府喀什，史称“阿古柏之乱”。

阿古柏于1874年在新疆喀什铸造阿古柏铁拉金币，为打制币，直径21.34mm，正背面钱文均为察合台文。1875年起，左宗棠展开收复新疆之战。1877年，阿古柏身亡，洪福汗国随之覆灭。

1907年，新疆布政使王树楠看到西方列强多采用金本位制，而新疆财政专恃协饷，遇有协饷不足且不能按时汇到时，即无法应付，又因沙俄以其金币居奇，而新疆本地亦产砂金，于是同年五月奏请清廷采购砂金试铸金币，造币厂设在迪化城外水磨沟机器局内，正式鼓铸金币一钱、二钱两种面值，虽少见，但也属于行用钱目的。

光绪元宝户部库平一两金币

光绪29年（1903年），驻俄公使胡惟德在一份奏折中提到“当今环球各国皆以用金矣，而吾国岂可独居其后乎”。

其实从1861年的洋务运动开始，我国就已经在尝试学习西方的一些文化制度，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毕竟是差别巨大的两种文化，在学习和采纳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无法融合的问题，比如清政府对币制问题的矛盾就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也正如此，出现了一些清代的金币品种。清代金币因清政府欲执行的“金本位汇兑制”未确立而未获发行。除光绪元宝户部一两金币外，清政府还铸造有大清金币丙午一两、大清金币丁未一两。

袁世凯飞龙五圆形金币

到了民国时期，袁世凯也在继续研究币制问题，最终还是决定采用银本位制，开始铸造“国币”，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袁大头银元，以彰显主权信用。也正如此，今天所见各类袁世凯像金币均为样币。主要有民国三年袁像五圆型金币、袁世凯飞龙金币、民国八年系列袁像金币等。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云南地区铸造有五元、拾元两种金币，纹饰以嘉禾和滇字为主，风格简单。

民国十五年（1926年），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命天津造币厂铸造有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国徽图案的山东省金币两种，分为拾圆和贰拾圆两种。也是样币，极稀少。

 

色章果木金币

而西藏地区则比较流行使用金币，比如民国时期西藏地区流通的色章果木金币。西藏地方政府于民国七年（1918年）在拉萨设立罗堆金币厂，开铸“色章果木”（藏语音译，意为“黄金圆钱”）金币。此币和西藏地区的传统货币形式类似，风格主要来源于印度地区的货币，该金币在外围铸有藏文“甘丹颇章诸方全胜”颂语，及“二十两”记值文字，金币一枚可兑换藏银二十两，目前色章果木金币年份主要有：藏历十五绕回五十二年（1918年）、十五绕回五十三年（1919年）、十五绕回五十四年（1920年）、十五绕回五十五年（1921年）四种。

晚清及民国机制金币基本都是少量铸造的样币或纪念币，尤其金质纪念币在民国时期更为流行。

南京造币厂在民国建立时，铸造有孙中山像金样币，有两种面值，分别是壹圆和贰角，其中贰角并无面值文字。两种样币都极其稀少，据说贰角型金币一共只铸造了10枚而已，财政部南京分厂民国四年的报告中称：“民国元年八月续铸二角纪念新币，二角金币。以二角银币一千枚，金币十枚呈财政部。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推选为正式大总统，为进行纪念，袁世凯在任大总统后，天津造币厂铸造袁世凯戎装像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该套纪念币由意大利籍雕刻师L.Giorgi所设计雕刻，主要有金银两种材质，签字版更加稀少。

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在1916年改年号为“洪宪”，举行登基大典。1915年12月25日起，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3月份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恢复中华民国国号。袁世凯在改元洪宪时，天津造币厂为此还铸造有飞龙纪念币，也有金银两种材质。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起用徐世昌为国务卿。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他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召开议和会议 。民国十年（1921年），铸造“仁寿同登”纪念币，说为纪念币，也并无面值，民国时期有不少壹圆形制的特殊纪念币均无面值，这些明显已经说明并非是作为行用钱，甚至有纪念章的性质。1922年6月徐世昌通电辞职。

 

对于唐继尧纪念币的具体铸造时间，一直存在争议，有资料说《昆明市记》载：“民国八年，滇护国成功，因铸造金币，并添铸五角银币及当五十铜币两种，以资纪念”。暂时我们只能依托这份资料，认为唐继尧的纪念币应该是铸造于民国八年（1919年），唐继尧拥护共和纪念金币是我国近代唯一用于正式流通的纪念金币。其面值有拾圆、伍圆两种。拾圆面值的在旗帜下方有数字“1”，伍圆为数字“2”，对于数字的具体含义，并没有具体记载，个人觉得可能也与等级划分有关，曾见此类金币加环作章者，也许该品种赏赐意义仍占主要。

1919年，曹锟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1923年6月，曹锟将黎元洪逐走天津，10月5日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拒绝日本所请出面组织新政府。曹锟铸有宪法成立纪念金币，曹锟宪法即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又名双十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公布的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公布后仅一年即被段祺瑞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推翻。为纪念宪法成立，曹锟铸造了纪念金币，也无面值，按形制来看应为壹圆。与此同时，曹锟还铸造了戎装像纪念金币一种，也无面值，形制也是壹圆。

段祺瑞在1924年至1926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在此期间，铸造了中华民国执政纪念币，正面为篆书“和平”二字，嘉禾纹饰类袁世凯银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曾胁迫段祺瑞去东北组织傀儡政府，被段祺瑞严词拒绝。

通过一系列金币及鎏金币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在我国除受打制币影响的部分品种，黄金作为贵金属向来与普通金属材质级别不同，黄金铸造的钱币属于高等钱币，它们要么属于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珍藏物品，要么属于统治阶级用于赏赐的珍贵奖励，要么用于宗教活动中的供养和陪葬，与行用钱差异巨大。即便到了近代机制币的引进，在中国各类机制金币也均未能成功大量流通，它们更多的还是属于样币或纪念币，严格来说，与早期金币性质没有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