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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伊始，政府即继承元朝在西藏的统治。洪武二年（1369），朝廷首次派遣管理赴藏“持诏谕吐蕃”（《明实录·太祖实录》卷42），告知政府的更迭，藏区先后归附。至洪武六年（1373）二月，明朝政府建立朵甘（今甘、青、川三省藏族地区）、乌思藏卫指挥司，完成了对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政权设置。在这期间和以后，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往来一直没有间断。据不统计，洪武一朝35年中，王朝和西藏地方的官员、使者往来见于记载的就有46次（据《明史》、《明实录·太祖实录》等史料统计）。据记载，在双方频繁的往来中，朝廷对西藏的赏赐除了与封任有关的官印、诏书、牌符之外，主要是钱物、钞锭、白金、白银、彩币以及各种纺织品、衣物、靴帽、茶叶等。
3。永乐十一年（1413），大乘法王为成祖“传授灌顶和经咒加持、教戒、随许等诸多佛法，……此后皇帝……还赐给了供器……茶器……等物品……不计其数”。明钦阿夏美著《萨迦世系史》（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9年版238页。 从上述“茶瓶”、“茶钟”的记载看，这里的所谓“茶器”很可能是瓷器。 记载中所提到的瓷器大都可以在西藏文物中得到印。“白磁八吉祥花瓶”有“银索”，说明有盖，有盖而用于盛茶的瓶，应该就是指西藏传世较多的白釉刻花僧 帽壶。僧帽壶原是流行于藏区的一种盛放酥油茶或青稞酒的金属器具。景德镇窑自元代开始制作瓷质的僧帽壶，这应是为赏赐而专门生产的。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 白釉刻花缠枝莲纹带盖僧帽壶应该就是当时永乐皇帝赏赐大宝法王的礼物。
就地域而言:紫坭素为江南主流，一脉传承五百年，不如缕，近代更于港台汇成波澜；朱坭虽根柢深植宜兴，但个性活跃，每于域外带动风潮，如十七世纪中叶起，外销欧洲的“红瓷器”。再如清同治以后，轰动东瀛茶陶两界的“朱坭烧”；以及从明末至民初，在闽南沿海，乃至南洋一带，所掀起的“水平壶”红风潮。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坭器所鼓动的红流行风，每每引起欧洲、日本、潮汕、台湾陶人以各种方式加以临摹仿制，进而启发了当地的壶艺、茶风。
自来有谓“无款多佳器”，相对于大彬、鸣远的显赫名声，与赝鼎充斥，无款壶反而潇洒自在。日人奥玄宝所著《茗壶图录》:“壶或有无款而优於无款者，然无款而良者，不及有款而良者。近人往往爱无款者，无他，虑有款之真伪难辨也！”一语道尽古壶玩赏之两难处。其实，朱坭壶虽有名款，但太多的“大彬”、“孟臣”反而等于无款了。诚所谓“有款求其真，无款求其善也。一杯茶好喝，是因为茶好人好，不是因为包装上写着“头等奖“；
乾隆（1736-1795 年）是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窑产品，主要指唐英督理窑务时的制品。唐英原为内务府员外郎，1728 年（雍正六年）即到景德镇御窑厂ì驻厂协理古钱币窑务，担任年希尧的副手。在 1736-1749年（乾隆元年至十四年）和 1752-1756 年（乾隆十七至二十一年），唐英兼理景德镇窑务。唐英不仅一般地管理厂务，完成朝廷交办的大量瓷件，而且深入窑厂，研讨工艺，在仿造和上成就显著。乾隆窑继承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精华，所仿历代名瓷几乎无所不有，同时吸收东、西方艺术，大地了我国的制瓷工艺。
作为瓷器的故乡，中国的烧瓷工艺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讲究。明清时期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盛时期，其特点是彩瓷得到巨大发展，器物造型、纹饰繁多而精美。对于藏家而言，明清瓷器亦是爱之一。根据艺术品的年代之分，古玩瓷器拥有着不同的收藏价值，而明清瓷器便是其中较为出的古玩瓷器。 “从初的陶器发展到瓷器，从单釉到青花、五彩、粉彩、浅绛彩、广彩等不同的彩绘工艺方法出现，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中国陶瓷在明清时期更加灿烂辉煌。瓷器的颜可谓五光十，有蓝釉、祭红釉、郎窑红釉、豆红青釉、黄釉、孔雀绿釉等。”刘德明认为，对于年份已久的古旧瓷器而言，位列的当推各个朝代的官窑瓷器，因而也具收藏价值。“诸如明代瓷器和‘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器件受市场追捧，它现在的价格相比十年前提高了几十倍，甚百倍。其中，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康熙豇豆釉彩器、雍正珐琅莲子碗等，如今的市场价已达数十万元百万元之巨。”